|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曾任金华市市长的原浙江省药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郑尚金今年2月初因涉嫌受贿在深圳被捕。郑的前任周航因收受300万元贿赂,于2002年8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前后两任药监局长受贿落马,在全国范围内亦属罕见。
2007年3月7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金华市药监局对泰来公司的上诉案,当庭没有宣判。这一天,高敬德正因劳累过度患上胸膜炎,躺在上海市肺科医院的病床上。
打击假药的“同盟军”,居然在药监局被打
似乎是打假上了瘾,在“咬定”“云仙牌”的同时,高敬德几年来在上海和杭州两地,“顺带”举报了上百起假药。
这三年多,和老高打交道最多的人就是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他可以随口报出某位药监局局长的电话,也可以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而让你去找某记者核实。
老高最喜欢叫记者和他一起去打假:“我在××路又买到假药了,你要过来吧?”记者经常接到老高这样的电话。
2006年7月31日,记者和高敬德一起跟随上海市闸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的工作人员打假,对记者的到来,老高很高兴,还叫来另外几家当地媒体的记者。
在药监局的会议室里,他走来走去,很兴奋的样子,一会儿和药监局的人说两句,一会儿又向记者出示刚刚买到的假药。
在去打假的路上,药监局的人一边调试一台暗访机,一边和老高调侃:“老高啊,这次为了你,我们连这么先进的仪器都带来了。”
“这是你们的责任,怎么是为了我呢?!你为我,我为谁呢?”老高显然很不满意对方的态度。
根据高敬德提供的线索,药监局的人先到了沪太支路上一家无照小店。为了避免被发现,车辆停在几十米外。
一男一女两个工作人员穿着便装先走了进去,包里装有微型摄像头,问了两句,四处看了看,没什么发现,就出来了。
接着,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再次进入小店,也没什么收获。这时,坐在车里的老高待不住了,自己径自走进去,翻出了几盒假“伟哥”。
“我说得没错吧!”老高有点得意地说,然后又斜眼瞟着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每次举报,只要我不去现场,你们肯定查不到。只要我去了,一定能查到。”
“你是职业打假的,比我们有经验嘛,你向我们提供线索,我们才能来查嘛。”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有点不耐烦。
老高又不满意了:“你们是监督机关,打假又不是老百姓的事情,应该是你们的事!”老高告诉记者,这种事情他经常碰到,这种话也经常听到。
随后,药监局一行又来到了位于上海市天目中路428号的凯旋门保健品市场。老高发现,这里很多摊位销售假的性保健药品,而且只能经营保健品的市场有很多摊位在销售药品。
药监局的车子依然停在市场一百米开外,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让老高在车上等,然后几名工作人员在大门旁边几米处商量着什么。
记者先行进入市场,走了一圈,但突然看到,三楼专卖性保健品的摊位开始忙碌起来,几乎每家摊位都在往柜子里收东西。同时,老高也走进市场,并进了一家门店开始和老板交谈。
这时,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已经上到三楼,并开始查看起来,到处翻翻看看,最终只在一家店铺里找到几盒“壮阳药”。工作人员说,这涉嫌无证经营药品,至于是不是假药,需要拿回去查。
“要是我不来,他们肯定什么都查不到。”老高依然忿忿地说。
这次之后,高敬德把打假的“主战场”转移到了杭州,不久又和杭州药监系统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不愉快。
“有一次我带药监局的人到一家店打假,他们居然当着店主的面问我,‘是不是他卖假药啊?’这不是故意泄露我的身份嘛!”老高越说越来气。
1月9日,高敬德到浙江省药监局询问他举报的几起假药案的查处情况。稽查分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回答还是老样子,“举报已经立案,正在调查处理的过程中。”
老高不满意了,自言自语:“光立案有什么用,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高敬德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威胁说要把他们的行政不作为在网上发表,一位工作人员突然破口大骂‘发表你妈个×’。”
“我父母已双亡,你为什么要污辱我父母?”高敬德气得拿起电话,想打110报警。那位工作人员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用膝盖顶他的下身。
这时,稽查分局局长王水荣闻讯过来将他们拉开,高敬德随即报警,冲突双方被带到杭州市西溪派出所接受调查。派出所开出验伤通知书,高敬德到浙江省邮电医院检查,医院诊断结论为“睾丸挫伤”。
老高后来才知道,和他产生纠纷的那位工作人员是稽查分局驾驶员朱旭辉。
1月12日,记者到浙江省药监局核实情况,稽查分局局长王水荣表示,当时高敬德和朱旭辉之间发生过推推搡搡,“双方互相有争吵,也有拉拉扯扯”,但朱旭辉“绝对没有殴打他”。至于高敬德为什么会“睾丸挫伤”,王水荣没有解释。
此前,记者随高敬德到杭州市药监局了解情况,局长郭泰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敬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应该是我们药监系统的同盟军。”尽管并不认同“职业打假人”的称呼,高敬德仍然为自己被称为“同盟军”而激动不已。
共5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